地铁普遍亏损背后：最赚钱的为何是武汉？

不只是北京，深圳、武汉、济南等城市地铁的运营成本也一路走高。以郑州为例，其2022年地铁营业总收入6亿元，营业总成本81.38亿元，相差超过70亿元。常州、济南、杭州、重庆、宁波等20座城市2022年营收总成本较2021年增长超过10％。值得注意的是，常州、济南地铁公司成本增幅超过了200％，杭州、重庆地铁公司成本增幅超过了100％。
北京交通大学国家交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李红昌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去年地铁运营成本普遍上涨与疫情防控有一定关联。大多数城市地铁并未停运，投入了大量防疫设备及人员等刚性支出。此外，地铁班次减少所节约的能耗有限，而养护工作如常，养护维修成本不会因此降低。而部分城市地铁运营成本大幅上涨，则主要由于地铁网络扩张，里程增加，运营投入也相应增加。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城市轨道交通2022年度统计和分析报告》显示，去年共新增城漓交通运营线路长度达1080.63公里，北京、天津等20个城市均有新线或新段开通运营。其中，杭州新增174公里，排名全国第一。此外，深圳新增里程达136.11公里，重庆、福州等城市地铁增量也超过50公里。
收入来源单一，是不少城市地铁亏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种种原因，北京地铁极少配有地下商业，地铁上盖商业的站点比例也非常低，往往出站后还要步行十几分钟才能抵达商圈。地铁票价是最主要的营收来源之一，但相对巨额成本来说，往往也是杯水车薪。
2022年，京投控股的两家地铁公司票款收入达46.24亿元，除以约10亿人次的客流量，相当于平均每位乘客的票价为4.6元。但两家公司的人均运营成本却高出几倍，分别为12.54元（地铁运营公司）和33.20元（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公司），这意味着，每乘坐一次这两家公司运营的地铁线路，zf就要分别补贴约8元或29.6元。
北京地铁起步票价经过多次调整，2000年曾上涨至3元，但在2007年又下降至2元。2014年，北京地铁票价再次上调至3元，同时建立了“每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明确增幅不高于北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照此推算，2024年北京地铁票价将进入“五年一大调”的周期，不过目前北京市暂未公布相关计划。
“轨道交通是城市基础设施，本身的公益性决定了其票价偏低，市民可承受能力是价格底线，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场方式定价，修建地铁也不是为了追求高盈利和高回报。”李红昌分析。
数据显示，2022年，北京地铁运营公司负责17条线路的运营，乘客人均运营成本为12.54元。京港地铁运营5条线路，乘客人均运营成本为20.64元。北京轨道公司运营3条线路，乘客人均运营成本最高，达到了33.20元。综合三家公司数据，北京地铁全网乘客的人均运营成本为14.32元，是平均票价的3倍多。
客流数据方面，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年度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数据速报，2022年，北京轨道交通（包括地铁）客运总量22.62亿人次，比2021年的30.66亿人次下降了22.62％。客流强度不足，又缺乏多元化业务支撑，大多数城市地铁公司只剩下依靠zf补贴这一条出路。
“世界范围内，也只有香港等极个别城市可以靠票价实现主营业务盈利。”李红昌分析，不考虑折旧等固定成本，平均票价收入基本能覆盖变动成本的65％，也就是说，客流多少并不能改变“票价收入无法覆盖成本”的亏损本质，“城市地铁集团赚钱，并不靠主营业务，而是副业”。
票价不涨，地铁靠什么盈利？
2019年，深圳地铁票价也曾陷入涨价风波。虽然最终决定暂不调整，但日常通勤族很快发现，深圳地铁多个站点打上了其自身开发的楼盘销售广告。
深圳地铁集团2022年报显示，公司实现经营收入239.76亿元，同比增长46％，实现全成本口径核算下实现利润总额23.29亿元，净利润8.66亿元。其盈利秘诀就是娴熟运用了“轨道+物业”的TOD模式。
该模式最早由美国建筑师彼得·卡尔索普提出，他认为城市高密度增长应当以公共交通为导向进行规划发展。换言之，就是以城市轨道交通为核心，高密度开发距核心半径距离 1000 米的区域，将核心区域开发建设成为多功能社区，使其可以满足居民居住、工作、休闲娱乐等多项需求。
港铁是全球少数几个实现盈利的城市地铁公司之一，也是TOD模式的“代言人”。过去40年，除2020年因封关影响亏损48亿港元外，港铁其余每年都在盈利。其2022年财报显示，公司营收478.12亿港元，归母净利润达98.27亿港元，同比增长2.9％。其中物业发展业务除税后利润达到了104.8亿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