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当民办老师时虽然工资低得可怜，但田里地里母亲都一手张罗着，家里每个月总能看到几个活钱，日子过得还是很有滋味的。我和哥哥最盼望的就是叔叔领到工资的那个时刻，妈妈总也忘不了买点肉回家改善一下生活，叔叔也会给我们兄妹俩添置一点学习用品，有时还会给我买个彩色花发夹什么的，再加上叔叔脾气好，从不打骂我们，兄妹俩都很爱叔叔。
自从叔叔因为不够年限转正的希望落空后就“下岗”了，整天陪着妈妈在几亩薄地上侍弄着，再也看不到妈妈喜滋滋用手指沾着唾液反反复复数那几张早就被摸烂了的毛票子时的情景了，一家子的生活一下就陷入了困境。
叔叔是个典型的文弱书生，以往干农活时只是当当妈妈的下手，现在整天上山下田、风里来雨里去地折腾，不久哮喘、咳嗽的老毛病就犯了。叔叔也不当回事，照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直到有一天咳得脸色铁青晕了过去，才被送到了医院，一查已是肺结核中晚期。
为了给叔叔治病，家里能变卖的东西都卖了，能借钱的地方也都借了，叔叔虽然保住了一条老命，但身子弱得似乎一碰就会倒下，从此再也不能干重体力活，更不能让风吹日晒水泡了，一家的生活重担全落在了妈妈一人身上。
妈妈虽然身体比叔叔强壮些，但毕竟也是一个弱女子啊。为了还债，为了维持生活，妈妈没日没夜地干活。一天，妈妈背着一大篓猪草晕倒在小河边，幸亏被在附近地里干活的一个叔叔看到把妈妈背回了家。
这位叔叔三十多岁，名儿很难听，叫“三狗”，看去有点木呐呐的，是江西广丰人，由于老家没有亲人，长年在我们村子打零工，谁家有需要帮忙的他就去谁家帮忙，一天下来混个吃饱就知足了，人家给多少钱他从不计较，后来被村支书请去当了家庭“长工”，一年除了包吃还给个千儿八百。
妈妈是因为饿的累的才昏过去的。十一岁的哥哥喊说：“妈妈，我不去上学了！我会砍柴，我会翻地！”我当时才八岁，也扑在妈妈的身上哭着嚷道：“妈妈，我也不去学校了，我帮你打猪草！我还会做饭！”
妈妈躺在床上，伸手抚摸着我和哥哥的脑袋，说：“贵儿，兰儿，妈妈没事了，只要你们听话，好好读书，妈妈能挺住……”
叔叔蹲在一旁，一言不发，用双拳直捶自己的脑袋。
看到这一切，一直没说话的叔叔开口了，他说：“要不我来你们家做吧。”
叔叔、妈妈，还有我和哥哥都吃了一惊，愣愣地看着他。
“这……”叔叔抬起头，欲言又止，可以明显看出那眼神里的感激与无奈。
“这哪行！”妈妈摆摆手说，“我们家什么也没有，给不了你工钱的。”
“我不要工钱，就当你们收留我好了……”叔叔说。
三狗叔叔在我们村子里已经有好多年了，我们知道他平时除了埋头干活不喜欢说话。
叔叔没有说话，妈妈也没有说话。村支书家是我们这生活最好的家庭，这位叔叔真的肯放弃千儿八百块钱到我们家白干和我们一起受苦受罪吗？
叔叔转身走了，第二天他果真辞了支书家的“长工”来我家住下了。
除了祖上留下的两间窄小的卧室和一个小厨房外，就只有后门的一个猪圈了，我们家连叔叔住的地方也腾不出来。现在家里唯一值点钱的也就是叔叔妈妈房间里的那张奶奶留下的足有两米宽的古式硬木大床了。
叔叔二话不说，打桩、砍茅草、搭架子，整整花了一天的时间，在后门墙根下临时支起了一间窄小的茅屋，然后在地上垫了一层稻草，稻草上面铺了一张破草席，让妈妈把家里的旧衣服拼了一块被单，包上一点旧棉絮，就成了叔叔的床了。
我和哥哥在稻草床上跳着翻滚着，兴奋地赖着直嚷嚷要睡“新床”。
从此后，妈妈除了采猪草、做家务外，一应田地里的农活都由叔叔去做，叔叔长年吃着药，身体稍好一点的时候偶尔也到菜地里锄锄草浇浇水。但是，他只要稍微动点气力就气喘不停。
我和哥哥经常负责给地里干活的叔叔送茶送水，有时也送饭。哥哥总是抢着要帮着做点什么时，叔叔就会说：“小娃子读书去，这些活儿让叔叔做。”
农闲时，叔叔会到山里去捡来大把大把的竹枝，然后绑成一把把结实的扫帚，让妈妈挑到集市上去卖。这时候，叔叔总不忘叮嘱一句让妈妈给叔叔多买点药或者给我们兄妹俩买点好吃的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