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导演曾经评价过：一个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很容易变成一个我们印象中的日本兵。日本民族历史上给我们带来了深重灾难，同时这个民族又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希望通过各位答主的回答，可以更加了解日本民族。以前车之鉴，作为后车之师。
日本民族性格最令人不解的是极端矛盾性格的并存：温文尔雅与残忍暴虐并存，谦虚谨慎与鲁莽自大并存，驯服本分与桀骜反叛并存，保守自恋与崇洋媚外并存，自卑不安与野心勃勃并存。日本的民族性格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原因在于日本的地理、历史独一无二。
要理解日本的民族性格，两本书不可错过，一本是美国人本尼迪克特于1946年首版的《菊与刀》，至今已再版无数次。另一本是中国人张宏杰2021年出版的《简读日本史》。我结合中美两个研究者的成果来谈谈日本的民族性格及其成因。
《菊与刀》道：“人们讲到俄罗斯人时说：“剥开俄罗斯人的外表，出现的是鞑靼人”；对于日本人，人们也可以说，“剥掉日本人的外皮，除掉它的漆层，露出来的是海盗”。但请不要忘记：日本的漆是珍品，是制作工艺品的材料。它不是掩盖瑕疵的涂料，没有丝毫杂质，至少与坯质同样精美。
海盗，可以理解为日本民族性格中“刀”的一面，“漆”可以理解为“菊”的一面。日本的独特在于：正如一件精美的漆器，它的漆与坯是不可分离的。日本民族性格中的极端矛盾性格也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
日本影视作品中，人与人之间细腻的“温情”，令无数中国人感动，比如《千与千寻》《天空之城》《风之谷》《菊次郎的夏天》《夏目友人账》等。日本人对于茶道、寿司、服装等生活艺术之美的极致追求，也令中国人自愧不如。如果真的跟日本人接触的话，通常也会为其温和、友好、礼貌的待人接物态度折服。所以，日本长期是中国人出国旅游三大目的地之一，在疫情之前每年高达700万中国游客前往日本旅行。
但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民族，在侵华时期的暴虐令人发指：杀人竞赛、刺刀挑婴、虐杀孕妇、三光政策、活人试验等等。罪行累累，令无数中国人咬牙切齿。
如此强烈的民族性格反差，源于5个日本独特的人文历史特点。
一、延续千年的森严等级制度。
中国人或许是世界上贵族等级制最早瓦解的民族，中国数千年来，从文化和制度两方面防止贵族等级制复辟。在中国的正统价值观里，统治阶级的基本责任是为民众谋福利，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子喻于义”，“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统治阶层不能尽到责任，则老百姓有造饭的权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加上中国早在隋朝就实行了世界上最早的公务员制度——科举制，出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社会理想和现实。所以，中国人对特权和等级固化十分反感，中国人痛恨权贵阶层世袭，连财富世袭都很难接受，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
到今天，中国推动“共同富裕”，全民脱贫奔小康，用强力手段（如严打校外培训）防止阶层固化，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基因的一脉相承。
但日本的贵族制度延续了上千年，期间从未中断过。贵族与平民的阶级鸿沟维持了上千年。虽然日本效仿中国唐朝搞过科举制，然而平民并没有资格参加考试，官员都是荔族。
并且，到了镰仓幕府时代后，武士贵族崛起，森严的贵族制度与武士的野蛮结合，对平民的统治是绝对化的。比如，武士的佩刀可不是摆设，按照日本江户幕府将军德川吉宗制定的法典《公事方御定书》71条规定：当平民在路上遇见了武士后，必须为武士下跪和避让，及时让开道路，否则会被视为对武士的无礼，武士有权将其斩杀而不会遭受处罚。
1862年，日本横滨郊外的生麦村，有4个英国商人在骑马行走时，遇到了1名武士——日本萨摩藩（鹿儿岛藩）藩主的监护人岛津久光。岛津久光的仪仗队要求4个英国商人下跪和退让，骄傲的英国人连国王都不跪，岂会跪一个区区日本武士。同时，英国商人乘坐的马匹突然失控闯进岛津久光的仪仗队，结果，1名英国商人被当场砍死，2名商人被砍成重伤，只有1名女性逃过一劫。此事被称为“生麦事件”，导致英国炮击萨摩藩。
连英国人都要被当街砍死，何况一般平民。面对这种随意的暴力特权，日本平民遇到比自己高等级的武士，无不战战兢兢、恪尽礼仪。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看到日本人“守规矩”的民族性格特点，对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日本人的确是非常礼貌的。
另一面，对比自己地位低的人，日本人又是非常残暴的。在当代日本职场，新人被老员工（前辈）当场扇耳光并不出奇，新人还得道歉。一旦敢于反抗等级压迫，将遭到残酷的暴力虐待，这正是日本人侵华时暴虐的文化基因。
日本的阶级又是永世不变的。武士的儿子永远是武士，农民的儿子永远是农民，鲜有例外。日本幕府时代，一些富裕起来的商人为了改变阶级地位，把儿子过继给没落武士当义子，再把产业送给武士使其富裕，用这种曲折的方式，才能让下一代改变阶级地位。
世世代代，森严的等级观念不断被强化、巩固，形成了日本的民族性格。
在日本侵略者的观念里，中国人是被征服者，理应像日本的农民见到武士一样卑躬屈膝，以求得活下去的权利。日本军人对中国平民的残害，在其文化观念里是理所当然的，正如武士对低等平民的当街斩杀。
中国人缺乏等级固化的历史和文化，很难理解日本人的心态，也就达不到日本人想要的统治效果。在日本历史上，只要战胜敌国的军队，平民自然恭顺地匍匐在征服者脚下恳求被统治，日本人很难理解会有游击队这种反抗组织。
理解了等级制度的漫长历史，我们就理解了日本人礼貌和残暴的内在一致性。日本人对你是何种态度，取决于你与他的相对等级地位。当你地位高时，日本人会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当你地位不如他时，他会要求你也心甘情愿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否则就会用暴虐逼迫你屈服。中国也有这种人，但不如日本那么普遍，遇见这种人必须小心，别被殷勤的表面迷惑。
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为何二战后美国人可以轻易统治日本。从天皇到农民，全日本连一丝反抗都没有，自发服从美国征服者，令美国人大惑不解。美国人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写道：我们的吉普车通过村子时，孩子们站立道旁高喊“Hello”、“Good-bye”，婴儿自己不会招手，母亲就把着他的小手向美国兵挥动。日本人以非常善意的态度接受了战败及其一切后果。他们鞠躬致意，微笑招手，甚至欢呼，迎接美国人，既不抑郁，也不发怒。战败后日本人这种180度的转变，美国人很难理解是真实的。这是我们无法做到的。
原因在于，美国人成为了新的统治者，等级制的最顶端。日本人就像狼群一样，会自觉服从头狼。
日本人的等级观念，也扩展到了他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上。日本人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了中国后，认为自己是亚洲的领袖，亚洲其他国家应该自觉接受其领导，不服从便要武力侵略。战败后，美国人成了国际体系的“头狼”，日本人便自觉接受美国的领导。
二、延续千年的氏族生活方式。
日本岛早在1.2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且被称为“绳纹时代”，拥有早熟的陶器技术，属于旧石器时代。
不过，到了公元前300年左右，也就是中国的战国时期，日本原住民被新移民替代，迅速从旧石器时代，进入了耕种水稻的铁器时代，被称为“弥生时代”。剩余的原住民退居北海道，成为“虾夷人”，特点是浑身多毛，到明治维新后才被彻底征服。
这批殖民者来自古朝鲜，实际上是很多是琅中国人。早在西周时期，商朝遗民萁子遍带领5000族人移民朝鲜。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乱频仍，北中国的齐、鲁、燕、赵之民，很多东逃朝鲜。他们带着中国先进的耕作、冶铁技术，帮助落后地区开化。所以，现代意义上的日本人，从人种学上其实是朝鲜人。朝鲜人则与中国人颇有渊源，文字也相同，在1948年李承晚时期才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开始废除汉字。
自公元前300年这次殖民浪潮后，日本再也未被外敌成功入侵过，只到二战后美国人占领日本。两千多年太平无事，造成日本原始的氏族社会结构一直没有被彻底打断，延续到了现代。
日本没有中国中原那种大平原，其地理特点是丘陵密布，在群山和丘陵间散布着小型村庄。小型村庄与外界交通不便，加上没有外敌入侵打断原有社会结构，导致日本的农村和中国不同，每个村庄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缴纳赋税的，内部实行自治管理。
直到二战后，日本还有一些偏远农村实行“走婚制”，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残留特征。张宏杰的《简读日本史》提到：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全国只有7%的贵族和武士阶层有姓氏，全国绝93%的人口都没有姓氏。没有姓氏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特点，只有父系社会才会通过姓氏来将血缘关系形式化，母亲肯定知道孩子是自己亲生的，没这个必要。
氏族社会的特点是“群团生活”，大家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狭小的村庄里，不像中国还有地方可以迁徙。导致的结果，就是熟人社会常见的内部温情。在宫崎骏的《龙猫》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化的影响，一个新搬来的大学老师，他的孩子小月、小梅会被邻居照顾，发生意外全村人都会帮助他们。
在中国的传统农村，也有类似的传统，我们称之为“熟人社会”，但性质与日本完全不同。原因在于，日本的村庄氏族是一个共同体，而中国的农村是有很多家庭、家族构成的，家族是啦同体，村庄只是个大家共同生活的地理空间。
张宏杰称之为“集团主义”。也就是说，整个村庄是一个大家庭，命运共同体。大家没有自己的姓氏，这又是中国人没有现实经验的母系氏族社会生活方式。如果大家到过云南的偏远山寨，可能会认识更深刻。
到了现代社会，日本平民对村庄的忠诚，以及日本武士对庄园封建主的忠诚，化为对企业的忠诚。日本的本田、丰田等企业，管理成本很低，因为员工忠诚度极高，一般不会偷懒耍滑，反而尽心尽力为企业奋斗，经常有“过劳死”，这正是氏族共同体文化的影响。这是中国、美国的企业做不到的，我们必须通过先进的管理才能调动员工积极性。
“集团主义”的氏族社会传统，还导致日本人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大家都压抑着自己，对他人客客气气，规规矩矩。
另一方面，日本人的温情、规矩、客气只针对集团，而不是陌生人。在古代，落单的武士到了村庄后通常下场不妙。黑泽明的电影《七武士》里有描述，落单武士通常被杀死。
对陌生人，日本人是非常冷漠的。日本人并不欣赏对陌生人见义勇为、热心助人的行为，他们认为那是历家的事情。如果帮助陌生人，会导致他人背负人情债，以后要还本付息。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提到：日本人接受别人递来的香烟时，不会说“谢谢”，而是说“惭愧”，意思是无以为报。
一旦脱离集团的约束，日本人的行为就会失去约束，心中的兽性被释放出来。这就是我们在日军侵华时看到的现象，虐杀孕妇、婴儿，搞杀人竞赛，这种行为在他的家乡一定会名声扫地。然而，在遥远的中国，对陌生人不必有心理负担。与此同时，连队作为一个集体，给士兵个人带来集团压力，如果大部分人或长官残暴，每个人都必须残暴。
回到家乡后，残暴的士兵又会变成循规蹈矩、温和谦虚的好邻居。残暴和温情，统一于日本的“群团社会”。日本人对你的态度，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和他一个群团。现代中国移民在美国、加拿大等都过的不错，两代后收入、学历一般就超过当地人。但在日本普遍过的不好，他们发现很难融入日本社会，其实就是很难融入各个群团。或者说，外人很难融入日本延续至现代的氏族部落社会。
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提到日本俘虏令美国人十分吃惊。除非晕过去，或者失去行动能力，否则日本士兵宁愿抱着炸弹与美国人同归于尽，也不会投降。但一旦被俘虏后，日本人又迅速表现出对美军的狂热忠诚，绞尽脑汁帮助美军杀害自己的同胞。其秘密也在于氏族共同体，因为俘虏们的观念里：他们抛弃了过去的氏族（群团），来到了一个新的氏族（群团），这是他的新家。
三、原始社会的残留痕迹。
中国人看日本人很奇怪，一方面他们的爱情很唯美，另一方面又很黄。比如大学生比较喜欢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著名小说《挪威的森林》，有很美的爱情，也有赤裸裸的动作描写。日本的“风俗业”“小电影”也是世界闻名。
这就是伦理观念的差异。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当时经济还不行，很多日本女性被卖到南洋沦为妓女。在我们看来是很屈辱的，但日本人看来是很爱国的，因为她们给日本国内汇去了大量外汇，帮助日本崛起。日本人1974年还拍了一部电影《望乡》来反映这段历史。
再比如日本的“援助交际”，听起来很中性，实际上日本人对此的确很中性的看法。但在中国人看来很不正常，我们称之为“包养情妇”，非常贬义，一旦发现，当事人将声名狼藉。包括日本的一些动作女性，居然还可以嫁人，也是中国人很难理解的。
在母系氏族社会，其实是没有贞操观念的，而日本的母系氏族社会结束的非常晚，基于父系社会的伦理体系建立的非常晚，是明治维新后，日本人的伦理观念才慢慢被世界影响。所以，到现在还保留着一些原始残留。
对生理享受的不同观念，其实也有好处。比如，日本人中比较少见中国式的“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伪君子。其爱情也因对生理需求的淡然，显得更加纯粹。
还有很多原始残留的影子。比如所谓“神道教”，具有原始萨满图腾崇拜的特点。神道教它其实不是宗教，也没有教义，可以和佛教、基督教共存。神道教在明治维新后被官方刻意推崇，更像是日本国旗之类的民族文化象征。
再比如日本的天皇崇拜、天皇与将军的二元政治结构，其实在一些与世隔绝的太平洋岛屿原始部落中，都有类似的结构。宗教领袖管精神，军事领袖管政治，但精神领袖很像是被军事领袖软禁的囚徒。
日本独特的原始社会残留影响，这是《简读日本史》的观点，也是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的视角。
四、独特的“义理”价值观
前面我们说到日本人恪守等级，服从头狼，似乎很忠诚。然而，这却又是矛盾的，因为日本人同时又桀骜不驯，以中国的观点看，乱臣贼子层出不穷，三姓家奴稀松平常。这似乎又很矛盾。
日本历史上，权臣控制天皇是家常便饭。早在十世纪，藤原氏便建立“摄关”制度，摄政与关白合一，比曹操还要厉害。这可不是天皇自愿的，天皇与权贵的架空、反架空斗争持续数百年。大约中国北宋时期，白河上皇、鸟羽上皇借助地方武士的力量架空了“摄关”，在与贵族的斗争中取胜。
不过，武士很快就“下克上”，先是平氏专权，天皇便与源氏合作击败平氏。然而，源氏比平氏更狠，索取了“征夷大将军”封号，建立了镰仓幕府，从此开启武士统治的幕府将军时代，天皇彻底成为吉祥物。
对于将军，各藩也只是表面忠诚。源氏的镰仓幕府被足利氏的室町幕府取代，室町幕府被织田信长消灭，织田信长被部下明智棱秀杀害，又被丰臣秀吉夺权。最终，德川家康消灭丰臣氏，建立江户幕府。但日本的萨摩、长州两个“外样大明”与德川氏的江户幕府明争暗斗了几百年，最终借助西方引进的军事科技，在伏见、鸟羽战役中击败德川氏，随即36岁孝明天皇暴死，16岁的睦仁继位为明治天皇，被萨摩、长州武士组建的元老团“挟天子以令诸侯”，开启明治维新时代。即便明治维新后，日本军人的“下克上”传统依然浓厚，不是内阁领导日军，而是日军指挥内阁。
这就奇怪了。日本人的价值观既然是等级制、安分守己，尽“忠”，如何对层出不穷的反叛行为自圆其说？所以，日本形成了在我们看来矛盾百出，但却深入日本人心的“义理”价值观。
“义理”是日本的最基本价值观，说一个日本人“不懂义理”，等于说他不配做人，是对一个人非常严厉的指责。但“义理”又独一无二，与其他文化差异很大。《菊与刀》提到：英语中根本找不到与“义理”相当的词。人类学家从世界文化中所发现的一切奇特的道德义务范畴中，“义理”也是最奇特的一个。它是日本所特有的。英语中根本找不到与“义理”相当的词。人类学家从世界文化中所发现的一切奇特的道德义务范畴中，“义理”也是最奇特的一个。它是日本所特有的。
“义理”，不能用中文的字面意思理解，中国儒家的重要概念到了日本后，内涵往往被颠覆。
47武士的故事在日本家喻户晓，作为教育故事，它体现了日本独特的“义理”观。日本小学课本记录了47武士的故事。浅野候被吉良候侮辱，当场砍伤吉良候，因有损礼仪而切腹自杀。浅野候的47名忠心武士，假装忘恩负义让吉良候放松警惕，还有武士送女儿给吉良候以作为内线，有武士杀死自己的妹妹以保守秘密。最终，47武士潜入吉良候的宅邸将其杀死，为主公复仇。为了不违反法律，他们又集体切腹自杀。
47武士的故事，可以看出，日本人尊崇的“义理”中，复仇是一种高尚的美德。以悲壮的自杀来终结所有的逻辑矛盾。
在“义理”的概念里，忠，是保安对公司老板式的忠诚，而不是忠君报国的“忠”。所以，武士可以在家主的带领下造饭，失败了也有道德自洽，而非中国式的“成王败寇”。但，在必要时候，也可以指忠君，即忠于天皇，比如萨摩、长州藩发起倒幕运动的时候，口号就是“忠于天皇”，批判德川幕府对天皇不忠。
在忠和名誉发生矛盾时，“义理”对于复仇反叛又是许可的，因为复仇似乎是日本人十分推崇的至高道德。比如，德川家康曾经在背后辱骂一个武士是“会被鱼骨头卡死的家伙”。这位武士为了荣誉，便勾结德川家康的敌人，策划火烧江户。
为了复仇和成功，日本人推崇隐忍，这又是一种“义理”。47武士的故事是一例，丰臣秀吉也是一例。但最典型的，还是德川家康，在战国群雄中，忍到最后，笑到最后。
在二战后，日本作家山冈庄八的小说《德川家康》成为风靡日本的国民必读书，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要求日本内阁成员必读《德川家康》，日本松下电器创建人松下幸之助要求松下员工必读《德川家康》。
这其实反映了日本的国民心态，被美国征服后，日本人必须隐忍，就像德川家康。令人不禁想到宋江的诗歌：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对日本的复仇情节、骨子里的桀骜不驯，美国人当然是很懂的，美国为了统治日本，可是进行了深入研究。不过，美国人通过日本宪法阉割了日本，使其成为非正常国家，只要日本宪法不修改，日本就不得不依靠美国，掀不起大风浪。
日本强大后，右翼不断推动修宪，不断参拜靖国神社，其实本质上是反抗二战后美苏主导的雅尔塔体系，推翻东京审判和波茨坦公告。其实，美军本来打算炸毁靖国神社的，但后来发生了朝鲜战争，美军在日本仅仅留下一个师，其余军队都调去了朝鲜，不敢过度刺激日本，这个余毒就保留下来了。要知道，靖国神社中供奉的大部分是死于太平洋战争的日军士兵，死于中国战场的只是小部分。日本右翼又绑架了民意，本来靖国神社是扩奉普通士兵的，普通士兵被军国分子忽悠枉死，倒也说得过去，纪念下也好长个教训。但日本右翼把战犯的神位也放了进去，将其否定历史的行为，与日本民意捆绑，使得靖国神社问题成为中美日三国之间的敏感问题。
在《可控的紧张：中日美之间的认知与误认知》中提到：2007年，针对安倍晋三的“慰安妇”发言，美国国会170名议员共同提案通过谴责决议。同年4月，《华盛顿邮报》发表措辞强硬的社论，强调日本的侵略历史“不容置疑”，称安倍试图修正历史是“自我毁灭”。《华尔街日报》也发表文章，批评安倍否认侵略“可耻”。同年5月，美国国会研究所发表报告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阔认的强硬民族主义者，他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行令人担忧，日本可能破坏地区关系并由此损害美国利益。2007年，美国上院外委会主席则同安倍晋三会谈，明显向日方释放了希望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慎重的信号。
日本人对“头狼”臣服不假，然而这种臣服却并非真心，很有卧薪尝胆的意思。以日本人桀骜不驯的“下克上”反叛传统，对美国的臣服怎么看都是一种隐忍。并且从“义理”角度，美国人对日本人造成了巨大伤害，日本是唯一被原子弹炸过的民族。按照日本的价值观，是应该找美国人复仇的。日本右翼失控，其实美国更紧张。
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日本善于学习，但日本又很保守，现代与传统在日本毫无违和地并存。和服和西装可以并存，现代的公司管理又可以和古老的武士家臣制度并存，实行员工终身制。这种保守自恋与崇洋媚外并存的独特民族性格，起因于日本独特的地理位置。
日本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比英国的位置还好。距离欧亚大陆足够近，使得它可以学习欧亚大陆先进文明成果。又足够远，使得它可以避免被欧亚大陆强国入侵。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日本可以进行有选择的学习。只学习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本土文化的延续性极强。
中国人很多时候会被日本与中国的文化相似而迷惑，比如日本也引入了中国儒家的话语，讲“忠”。然而，其文字一样，内涵则被颠覆。
其一，对儒家思想的颠覆性应用。
《菊与刀》提到：七世纪以来，日本一再从中国引进伦理体系，“忠”、“孝”原来都是汉文。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在中国，忠孝是有条件的，忠孝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通常被译作“benevolence”（慈善、博爱）。父母必须具有“仁”。统治者如果不“仁”，人民可以揭竿而起，反对他。“仁”是忠义的先决条件。天子之所以能享有帝位，是因为他在施仁政。文武百官也是如此。中国的伦理学把“仁”作为检验一切人际关系的试金石。中国伦理学的这一前提，日本从未接受。伟大的日本学者朝河贯一在论及中世纪两国的这种差异时写道：“在日本，这些观点显然与天皇制不相容，所以，即使作为学术理论，也从未全盘接受。
导致的结果就是，日本的“忠”，是缺乏道德约束的“愚忠”，只要是上级下的命令，日本人就会毫无愧疚地执行，哪怕是伤天害理、惨无人道的命令。
日本人对阳明心学的应用同样如此。推动明治维新的萨摩、长州藩位于九州岛，这里是阳明心学的日本大本营，因此维新豪杰往往信奉阳明心学。不过，王阳明平定了宁王叛乱，维新豪杰却发动了叛乱。阳明心学的“良知”，成为破除对幕府忠诚，甚至挟持天皇的思想武器。
其二，对禅宗思想的颠覆性应用。
中国佛学的禅宗是如此平和，但到了日本，却与武士道融合，成为杀人的精神武器，帮助武士们参破生死，在战场上可以平静地发现对手的破绽，从而击杀对手。
铃木大拙的《禅与日本文化》中记载了日本高僧泽庵和尚关于禅与剑道关系的论述：无明，指晦暗不明，即迷。五十二位中，心所止之处即为住地。住，即止。止，即心为物事所取。就兵法来讲，眼见刀剑袭来之时，若心有以剑攻防之意，则心止于彼剑，疏忽自身行动，而为对方所杀，此谓止。虽见刀剑袭来，但心不止于此，不随对方剑势而动，不作思考抉择，而乘机接近，逆取彼刃，使之成为斩杀敌手之剑。
为何武士道在日本与禅宗修行融合？铃木大拙认为：禅的修行是比较单纯、直接、自强、克己的，这种戒律性倾向与战斗精神是非常一致的。作为战斗者，作战时只需专心于眼前的对手，绝不可左顾右盼、前瞻后瞩。为了粉碎敌人而勇往直前，就是他需要做的一切。因此，他绝不可以有物质、感情、理性等任何方面的干扰。
正如《菊与刀》的感叹：正如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所说，中国禅宗史上毫无迹象会使人想到他日禅宗传到日本竟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
日本的确引入了中国汉字，并且收集、学习了大量中国文化典籍。但千万不可被表面现象迷惑，日本人只不过使用汉字，以及中国的禅、仁、忠、孝概念，来阐述日本的价值观。
其三，浓厚的中国情节。
日本zf在古代也自称中国，日本人有浓浓的“中国”情节，也即征服世界情节。因为，“中国”的意思是中央之国，也即世界文明中心，世界的领导者。
日本的地理位置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日本人自卑不安与野心勃勃并存。一方面，在面对大陆文明时，日本会有自卑感。但与此同时，它又因偏居一隅欠揍而夜郎自大。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可不是心血来潮，早在丰臣秀吉时代，日本就计划征服世界。丰臣秀吉的战略是：先征服朝鲜，再征服中国，天皇定都北京，丰臣秀吉定都宁波；以宁波为根据地，向南征服东南亚、印度。
在宋代以后，日本人一直在传播一句话：“崖山之后再无中国，明亡之后再无华夏”。意思是华夏文明被蛮夷消灭了，日本才是华夏文明的正宗继承者，日本在面对周边国家时，它也自称“中国”，意思是中央之国。
《简读日本史》提到：日本历史上还长期自认为是天底下独一无二的“神国”，日本人甚至试图建立“日本型华夷秩序”，即以神国日本为中心，来统治世界万国。1610年，德川幕府致中国福建总督转中国皇帝的信中说：日本“德化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主酋长，莫不上表输贡”。
在中国清朝时期，日本甚至通过“正德新例”，试图把中国纳入日本的朝贡国体系。所以，太平洋战争，只不过是日本“中国”情节的总爆发而已，并非偶然事件。张宏杰道：日本历史上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一旦实现统一，就必对外侵略。刚刚开始大化改新羽翼未丰的日本就试图与大唐一争高下，导致朝鲜半岛上的白江口之战。丰臣秀吉刚刚统一日本，就迫不及待地发动壬辰朝鲜战争，试图以宁波为首都，统治世界，成为“万皇之皇”。日本明治维新刚刚开始，就兴起了“征韩论”，并在不久后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日本丰臣秀吉时代征服世界梦想的又一次尝试。
美国人对日本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比如《菊与刀》，就是1944年，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情报部门委托开展的研究项目成果。当然，这本书虽然几乎是理解日本必读书，但毕竟太久了。日本被美国文化入侵了七十多年，国民思潮整体偏左。目前比较符合《菊与刀》描述日本国民性格的，是日本右翼势力。左翼要么信仰普世价值，要么信仰socialism，都在影响日本传统民族性格的继承。
大英帝国也深入研究了印度、埃及、中东等当地文化。对我们一衣带水的近邻，其实我们真的了解的不够。如今中国已然是稳二争一的国际地位，全球化战略要求中国人理解全球各族人民，在学习了解世界各民族文化方面，应该向大英帝国、美利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