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新冠肺炎在中国的中心地区武汉爆发，因为一开始对病毒的认识不深以及重视程度不够，使新型冠状病毒迅速扩散至全国。在这正值春节的时间里，全国人口流动性极大，很容易出现人传人的现象，而且这种病毒是通过空气传播。这种新型病毒的出现是人类生存史上不可避免的，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全球性病毒。无论是离我们几个世纪之远的“霍乱”、“天花”还是近些年出现的“SARS”、“非典”。都无一例外的剥夺了很多人的生命，尤其是在科学、医疗不发达古近代，现在医疗水平的发展能很大程度缓和病毒的传染，但毕竟应对新出现的病毒，仍需大量的时间进行医学研究和攻坚，因此隔离和预防成为面对新型病毒时最常用的方法。
在新冠病毒尚未在欧美肆虐时，西方国家常常冷嘲热讽中国应对病毒的做法，他们无法理解中国为什么封城，为什么封路，为什么要人人戴口罩。我们能够看到在中国防疫力度稍缓和的时期，路上未戴口罩的面孔常常是西方的面孔。现阶段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极大地控制，全国除了输入病例很少有地区继续有新增病例，当然这源于zf和人民不懈的坚持和努力。而此时，西方国家新冠病毒正在快速传播，最严重的当属美国和意大利。他们的应对措施较中国来说就显得很消极。在这次防疫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西间文化差异这在几方面的体现。
一、疫情中体现的中西文化在生命观上的差异
我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中国人的生命观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中华文化中，生命是最重要的，中国人大多避讳死亡、恐惧死亡，历史上很多帝王求神问药企图长生不老。所以疫情下，大家人人自危，口罩被一抢而空，只要可能危及生命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在国人看来这片地区出现了一个病例，就有可能立刻危及到我的生命，大家对于病毒的预防可能根本不需要zf的宣传。这些种种都归功于中国长久以来的“保命文化”，中国人对于死亡有种莫名的恐惧，在这种恐惧的支配下大多数人自然会积极响应zf号召，人人关注疫情做好疫情防控。而西方人信仰基督教，在基督的教义中死亡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他们更注重自己精神的世界，更享受当下，对死亡的恐惧自然比东方淡薄的多。在疫情中他们往往显得从容淡定，生活聚会更是照旧，zf也是缺乏宣传。这方面从对疫情的反应来说就可以完全体现出来，当中国疫情高峰每天增加10000病例时，大家都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数字。很多人甚至会想全国会不会大部分人都感染，我国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一，这个比例甚至不如美国一次小小的流感死亡比率高，但是历人对其恐慌的程度远超西方欧美国家。在疫情中，不管是zf到处的拉起的横幅，还是人民自觉地停止走亲访友，都体现了不管国家还是民众对于疫情的重视程度。反观西方，在这西方正处疫情高发的时期仍然聚会、走访，不戴口罩。zf甚至宣传企图淡化人们对病毒的恐惧心理，这使得疫情在西方扩大的速度远超中国，意大利在短短数日就扩散至全国成为欧洲重灾区，甚至很多zf官员、名流人士都感染了肺炎，最后不得不封国。美国更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感染人数就是中国的两倍了。是什么使疫情的发展差距如此之大？我想就是中西方的生命观相差甚大。
二、疫情中体现的中西文化在自由观上的差异
中国自秦朝以来，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封建帝制下人们的自由是受到极大限制的。人们不管是精神还是身体都受到极大的制约。尤其是封建礼教下，对思想的禁锢极为严重。举例来说，男尊女卑的思想至今仍没有消除，这就使女性的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倡导人人平等、人人自由。可是从古代延续下来的传统的思想怎么可能就完全消除，人们对于自由的观念没有那么重视。反观西方国家，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就主张个性解放，近代的启蒙运动更是大力宣传自由。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西方国家这种自由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西方人认为自由甚至比生命更加重要，没有自由人就没有了灵魂。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中国人民认为牺牲自由换来对生命的保护自然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生命高于自由。疫情期间中国农村用土来封住各村的出口限制人们出行，城市小区限行，两天一家只能出去一个人等等举措在西方人看来完全是不能理解的。相反西方人认为，国家没有任何非正当权利剥夺自由，紧急情况亦是如此。即便是疫情期间，他们认为想去哪里想做什么是他们的自由，国家无权干预，个体的自由高于一切。比如在意大利疫情初期，就连国家议会都在为是否戴口罩而争论甚至大打出手。有一名议员因不满zf对疫情的不重视而戴口罩在会议期间进行抗议而被当成异类驱逐出会议，公民更是进行游行来抵制戴口罩，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口罩会妨碍他们的自由。这也是为什么意大利的疫情会发展如此之快的原因。当然中国的疫情防控如此成功也要归功于这种文化的影响。
三、疫情中体现的中西文化在群体与个体利益的差异
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具有一种良好的品质，那就是舍小家为大家，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中华民族历史上有太多舍己为人的英雄，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生活。生命固然可贵，但当真正的危